近日热映的国产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以高适与李白的友情故事为主线，展演了大唐的诗歌与历史，抒发了文化自信与历史思考，值得一看。
高适出身将门，科考屡试不第，后投身军旅，终被封侯；李白出身大户商贾，恃才傲物，政治上懵懂无知，57岁了还不顾夫人的强挽，卷入永王之乱，失败后被捕入狱。狱中的李白向时任淮南节度使的高适求救，却未能收到援助之手。要知道，十多年前，高适、李白曾一见如故、情深意笃，是把臂同游于梁宋的知己，但世事的磨炼、人性的幽深，抑或是友情与仕途的矛盾，反正两人多年的交情有了割席之实，令人唏嘘。
如果“人生若只如初见”，那就圆满了，高适、李白在商丘的美妙生活何尝不是如此呢！
高适寓居商丘二十六载
高适，字达夫，唐朝著名边塞诗人，与岑参齐名，并称“高岑”。祖上是唐朝渤海郡蓨县（今河北景县）人；祖父高偘是高宗时名将，封平原郡公，食邑二千户；父亲高崇文官拜韶州长史。不幸的是，高适少年时父亲便去世，未能留下丰厚家底，导致高家这一支家道中落。唐开元十一年（723年），20岁的高适前往长安求取功名，希望谋个一官半职。唐朝入仕主要有科举、门荫两条途径，即便通过了科举考试，还须通过吏部的铨选才能当官，实属不易；走门荫之路吧，唐朝制度规定，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只能一荫一人，高适并非家族的长房长孙，此路很难走通。“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别韦参军》）理想冲天，现实打脸，落拓失意，没能成功。他客游梁宋（今商丘），并寓居于此，以耕钓为生。开元二十三年（735年），32岁的高适再次赴长安应试，又名落孙山，“长安不易居”（清·刘文嘉《村居杂兴》），落魄还宋州。直至唐天宝八年（749年）盛夏，时年46岁的高适在睢阳太守张九皋（开元名相张九龄的弟弟）的举荐下，赴长安参加制举考试中举，获得了一个官阶为从九品下的陈留郡（汴州）封丘县尉，从此离开了情牵半生的宋城（今商丘）。
从21岁到46岁，高适寓居商丘达26年之久，几乎人生的一半时光都在此度过，其间在此创作的诗歌多达69首。商丘之于高适就是故乡，他的思想、诗作、成名、做官等都与商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途中酬李少府赠别之作》写道：“余亦惬所从，渔樵十二年。种瓜漆园里，凿井卢门边。”漆园（今商丘市梁园区东北蒙墙寺附近）是战国时庄周为吏之处，卢门是春秋时期宋国的都城南城门，这里都是指宋城。
就是在商丘，高适创作了他的成名作《燕歌行》。诗有小序：“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客有从戎出塞而还者，作《燕歌行》以示，适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其实，早在开元十八年至二十一年，高适决定投笔从戎，游历于燕赵一带，曾去朔方节度副使信安王李袆、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幕中谋得一官半职，面对军中隐瞒败绩、黑暗腐败的现实，高适无从干预，更无力改变，只能愤懑而归，重新寓居于梁宋。不过，这次军旅之行为高适撰写《塞上》《燕歌行》《蓟门五首》等名作储备了素材。时有感于从戎者描绘的“大将张守珪被契丹所败，数万唐军折戟沉沙，却隐瞒败绩、谎报军功”之事，回忆起自己五六年前的所见所闻，浮想联翩，感慨不已，写下了《燕歌行》。诗中作者用对比的方式进行讽刺，“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用主将的骄奢淫逸、纵情声色和战士的舍生忘死作对比，结尾引出“至今犹忆李将军”，矛头指向非常鲜明，全诗笔力矫健，音调谐美，气势酣畅，不愧是盛唐边塞诗的压卷之作。
邂逅高适，李白十年客居商丘
天宝元年（742年），在玉真公主与贺知章的举荐下，42岁的李白终于时来运转，受诏入朝觐见。这一次，李白得到了唐玄宗的厚待，玄宗降辇步迎，“以七宝床赐食于前，亲为调羹”，随即又让李白“供奉翰林，随时待诏”。翰林生涯成了李白终生难忘的辉煌岁月，之后被反复回忆。“翰林”二字听起来尊贵超然，但在玄宗眼里就是身边解闷帮闲的文人。李白春风得意之余，仕途之路很快夭折了。天宝三载（744年），李白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离开京城，他一路向东，先到洛阳，遇到了比他小11岁的杜甫，两人相约共游梁宋，遇到了寓居在此的高适。三位诗人一起作诗、一起吟诗、一起打猎、一起访古、一起纵酒高歌，食则同羹，寝则同席，度过了一段美妙时光，留下了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后人拼命渲染“李杜”的这次相遇，闻一多先生曾说这是四千年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了。然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33岁的杜甫声名不显（也是屡试不第），41岁的高适已失意多年，而李白已被供奉过翰林，天下知名，所以，对杜甫来说，这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也是他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时光。基于此次同游，他写了很多诗给李白、高适，忠实地记录了他对李白、高适的怀念：“昔我游宋中，惟梁孝王都……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遣怀》）“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亦有梁宋游，相期拾瑶草。”（《赠李白》）“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剧谈怜野逸，嗜酒见天真。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后来，高适与李白在安史之乱中分道扬镳，但与杜甫的感情至死不渝。
商丘对李白来说意义重大，他客居商丘达10年之久，所著《梁园吟》引发了一个“千金买壁”的故事，也成就了他的第二次婚姻。李白在这首诗的前半部分叙述了离开长安，来到宋州梁园和朋友们饮酒抒怀，后半部分通过描写梁园的荒凉颓败，来抒发今非昔比的沧桑和对时代的隐忧。全诗诗境多变，构思精巧，感情抒写奔放起伏。
平定安史之乱，商丘有不世之功
天宝十四载（755年）十月，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安史之乱爆发，很快席卷全国。叛军很快攻克东都洛阳，兵临潼关城下，长安危在旦夕。值此紧要关头，身为监察御史的高适建议立即实行紧急动员，动用宫廷最后的钱财储藏，招募长安城中敢死之士、官员府中的家丁子弟，死守长安。此时的李白正盘桓于金陵，而他的妻子宗夫人在睢阳，儿子伯禽在鲁郡，在门人武谔的帮助下，他成功救出妻儿，一家人向南逃难，后来在庐山安定下来。而此时的杜甫已被叛军俘虏押回长安。
唐至德二载（757年）一月，安禄山的大将尹子琦率13万大军前来攻打睢阳。睢阳居江淮之上游，为汴洛之后劲，素有“江淮之屏蔽，河洛之襟喉”之称。如果叛军攻破睢阳，就可以南下江淮，切断唐王朝的钱粮供给。时任睢阳太守的许远向雍丘防御史张巡求助，张巡率领三千将士与许远合力抗战，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坚持战斗十个月，前后与叛军交战400余次，歼灭叛军12万人之多，最后兵尽粮绝，被俘虏后英勇殉国。睢阳被围时，高适为淮南节度使，调兵遣将试图援救张巡、许远。待睢阳城破三日后，新任河南节度使张镐的援军才赶到，大败叛军，重新夺回睢阳城。
张巡、许远指挥的睢阳之战，以少胜多，阻止了叛军南下，保全了江淮，为平定安史之乱立下大功。《归德府志》对此有中肯的评价：“巡蔽遮江淮，沮贼势，天下不亡，其功也。”这里不得不说的是，大唐能够平定安史之乱，是因为拥有了郭子仪等武将们的赫赫战功和江淮钱粮赋税的及时转运这两个杀手锏，两个杀手锏共同发力、相互成就。所以说，睢阳保卫战保住了大唐元气，为保全唐朝天下立下了不世之功。直到现在，古城南畔的张巡祠仍有络绎不绝的游人前来拜谒。
安史之乱期间，乾元二年（759年），叛将史思明派兵攻打睢阳城，河南节度使田神功前来救援，叛军撤退；宝应元年（762年），睢阳又被安史叛兵所困，田神功率兵与叛军大战两天两夜，经过殊死拼杀，再解睢阳之围，睢阳城内军民对田神功非常感激。安史之乱后，大历七年（772年）四月，田神功“忽患热疾，累旬而愈”。宋州刺史徐向等官吏为了逢迎田神功，为其祈寿禳灾，以报其解救睢阳危难的恩德，带头以俸钱三十万于五月初八在城南开元寺内设八关斋会，邀请千余名僧人赴斋。为记录这一盛事，还请来了抗击安史叛军的英雄、著名书法家颜真卿，颜真卿为田神功的事迹所感动，临文感愤，满怀激情，纵笔浩荡，写下《唐宋州八关斋会报德记》，刻于八棱石上，成八棱石幢，置于开元寺。
战争是残酷的，但人心是公正的，一座张巡祠，一座八关斋，给商丘平添了几多骨气与豪气，以张巡、许远为代表的大唐忠烈，用一身赤胆、满腔热血在一卷泛黄的汗青上熏染了忠心报国的动人华章。
商丘大地见证了诗仙李白的官场失意和人生得意，见证了诗圣杜甫一生中最为悠游闲适的时光，见证了高适二十多年的人生轨迹，也见证了李白、杜甫、高适的伟大友谊，更见证了“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的惨烈战争以及睢阳将士百姓面对战争视死如归的风骨，见证了千年古城的风霜雪雨……这些都揉进了商丘的前世今生，提醒着人们这里曾经拥有的风流与经历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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